我到侯马的使命，首先从研究探索侯马城市化开始。当时，全省上下对侯马发展的定位，一直局限在交通枢纽和商贸城市。我最早把侯马置于黄河三角洲城市结构和欧亚大陆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重新认识侯马的区位优势及其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方向，形成了建设“大侯马”区域中心的思路。为推动这一共识，我亲自撰写文章，设计制作“侯马市区位优势”“侯马市与欧亚大陆桥”的图版，让干部群众一目了然。当时，我对侯马城市化的构想，并不只是一张城市规划和经济蓝图，已上升到社会治理模式的高度，曾设想把侯马建设成“无穷人、无闲人、无犯人”，亦即没有贫困，没有失业，没有犯罪的“三无”社会。这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物质和精神文明极高的社会目标，虽然当时无权组织推动这方面的实质工作，但却提升了干部群众重新认识侯马的眼界和信心，看到了侯马城市化的方向与前景。当年，日照市和侯马市的当政者很有远见，两市结为友好城市，准备共谋发展。我到侯马后，曾满怀激情写了题为《我们侯马》的市歌，《难忘今宵》的曲作者、著名音乐家王酩先生亲临侯马谱曲，激昂奋进的旋律至今令人回味。遗憾的是，他的《难忘今宵》每年都在春晚回荡，他给《我们侯马》的奋进旋律并未被侯马唱响。日照市早已升格为地级市，侯马则因无人助推，还原地慢行，几乎再没与日照方面联络对接，错失了借港出海，扩大开放的先机效应和发展空间。年，我带团考察山东沿海，最后落脚日照市准备重启友好，没想到却坐了“冷板凳”。日照市因城市升格和人事变动，早把侯马给忘了，只派一位副秘书长接待，没有一位市领导出面。座谈会上，我对日照的同志讲：“我是代表侯马市委市政府来的，我走后请向你们市委市政府报告，重新研究与侯马的友好城市关系。如果你们因级别升格不愿维持，请书面致函我们，如果还要维持，那要对这次失礼做出道歉。”最后，我还撂下一句狠话：“侯马不升为地级市，我不再进日照城！”当时我这样讲，只是出于维护侯马的尊严，却在日照引起强烈反响，两个月后，日照市四大班子专程回访侯马。日照之行，我虽为侯马争得暂时的“脸面”，但却争不来实力。如今30年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这条大陆桥正是今天“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日照市快速推进改革开放，国内生产总值达亿，侯马市仅有亿，至今仍是县级市，我也无颜再踏上日照的土地。为实现侯马城市化和建设“大侯马”的使命，我苦苦坚守了6年。期间，中央组织部要调我，地委先后让我去曲沃县任县长，到襄汾县任书记，还有企业高薪邀我弃政从商，我都没有动摇。当时，上级领导都认为我“固执”，反复劝我“在哪里都是当官，未必要在侯马”。其实，组织上并不理解我坚守侯马的意图，至少对侯马如何发展并未在意。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力量制衡，主要领导始终不愿招惹是非，触动侯马的政治格局，任由长期积累的矛盾不断激化。最后我非但未能主政侯马，还在党代会上被落选。我为信念和使命在侯马坚守到最后，探索城市化的历史使命也由此终结。记得当年离开省委组织部时，我的老部长、时任省委副书记卢功勋很关心我下基层的选择，亲自跟我谈话。他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位政治“伯乐”，当时我就像出征的战士，坚定地表态：“侯马是我政治上的第一站，也是最后一站，干好了不要求提拔，干不好自己回家。”可见当时背水一战的决心和信心。整整6年，我一直担任市委副书记，“第一站”并未主政，自然无法判定干好干坏，是否“最后一站”，又让我陷入两难选择。这时，老部长已是省人大主任，我不想让他操心，自此再未谋面。直到年我卸任住建局长后，才写了一封汇报信向他书面交待，并寄去一件我设计的“九鼎”作品，表达我信守当年承诺的心情。未曾想老部长很想见我一面，这时他已84岁高龄，刚刚出院回家，听说我来看望，坚持让人搀着走到客厅。相见瞬间，一股酸楚涌上心头。20年未见，当年叱诧风云的强壮之躯已变成步履蹒跚的老人，我也由30多岁的风华青年成为即将退休的干部。此时此刻，两代人的旧情与感悟，什么语言都难表达。时光不可倒流，我在侯马的6年，毕竟是我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事业未竟，岁月已逝，只能人随天愿。当时，我的心情就像倒在前进路上的战士，又在侯马人民的支撑下站了起来，带着深深的遗憾和眷恋，离开了侯马。年，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我担任了县级临汾市市长。时隔8年，总算获得一个可以统揽全局的岗位，又燃起我坚守立场，面向市场，在一城之域探索改革开放的使命和信念。到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首先开通了全国县级政府第一条“市长热线”，最早建立了制度化政务公开机制，让政府与人民全天候保持沟通，工作直接与群众相连，接受群众监督。当时，我公开敬告市民“有意见向政府诉说，有困难找政府帮忙，有不满对政府发泄，有建议向政府进言。”嘱咐热线工作人员“倾听群众呼声像自己对待亲人，接受群众批评像学生对待先生，体察群众情绪像儿女对待父母，办理群众嘱托像仆人对待主人。”每周都有一位副市长或副秘书长，通过《市长热线》电视栏目向社会通报热线办理情况，每个月我都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研究热线工作。记得当年除夕之夜，我在热线值班时正遇一位市民来电，反映家里准备包饺子，发现买的猪肉变质。工作人员热情答复明天调查处理，我说“不能等，平时吃不上饺子是小事，大年初一吃不上饺子是大事。”立即让工作人员从我父母家拿了几斤肉给这位市民送去。一条热线，一件件实事，摆正了公仆与主人的位置，密切了党群政群关系，为市委市政府推动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民意支持。当时，市委书记段克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也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开明的好“班长”。我在侯马担任副书记时，他是襄汾县县长，当时地委让他接任书记，他已50多岁，考虑退休后离老家更近，想来侯马市当市长，极力推荐我去襄汾县当书记。我说明情况后，他又顾全大局挑起了襄汾县委书记的重担。没想到，几年后我们竟在临汾市搭了班子，自然高度信任，坦诚契合，什么事总把我推在前面，全力支持我和政府的工作。我俩的密切配合，使四大班子很快实现团结统一，迅速扭转了临汾市固步自封，干部思想涣散的局面。为谋求更切临汾实际的发展思路，我俩亲自带队两次组团赴河南、山东考察，先后在“愚公移山”的济源市就地召开了临汾市经济工作会议，在“逼上梁山”的梁山县召开了优化发展环境工作会议，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被称为“尧都新思维”。我当时提出的规范政府行为的“关狼放鸡”理论引起强烈反响，随之启动了“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系列性改革，在市委领导下，很快形成政府以人民为中心，全民以经济为中心，经济以民生为中心的发展局面。在当时实施的诸多改革中，国有企业改制是我遇到的难度最大、风险最大的事情。记得刚当市长时，接待的第一批群众，就是几十位下岗和退休的企业职工来找我要“饭”吃。当时，中央关于县以下国企改革的政策并不明确，山西省第一轮国企改制只是让企业换成了“公司”的牌子，产权问题并未触及。计划经济时代，临汾市国有企业种类很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因体制、技术等弱势，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失去活力。十几年过去，多个工商企业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资产闲置流失，一万多名职工下岗失业，生活陷入困境。我带有关部门到几十家企业实地调查，与职工面对面座谈，最终形成企业产权和职工身份“两个置换”，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改造的思路。为减轻市委政府的责任风险，我请示市委成立了由我担任组长的企业改制领导组，出了问题由我一人承担。市改区后工作难度增大，但因得到企业和职工支持，通过几位副区长和有关部门艰苦细致的工作，所有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出让、破产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国有产权和职工身份“两个置换，一步到位”，政府甩掉了包袱，企业找到了出路，职工得到了安置，成为山西和北方地区最早实现国有企业彻底改制，县域经济全面民营的城市。我当市长仅有半年时间，一切思路和部署刚刚就绪，年底，临汾实行地改市，临汾行署改为临汾市，原临汾市改为尧都区，我由临汾市最后一任市长转任尧都区首任区长。行政体制的变化，伴随的是国土、规划、城建等职能的上划，区政府的职能权限明显削弱。当时，尧都区的干部情绪异常低落，我对大家讲，不要在乎叫“市”还是叫“区”，重在实力，如果我们把经济搞上去，人民能富裕，叫我“村长”我也愿意！然而，不管怎么讲，尧都区主导城市建设发展的职能已经失去，由此也意味着我在临汾市试图探索城市化的使命再次落空。市改区后，因我与段克己同志仍在主政，总体思路并未改变，根据变化的新情况，我们又提出建设“经济强区、文化名区、文明新区”的目标，开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部署。工业通过企业改制，招商引资，结构调整，强力构筑五大产业；农业通过土地流转，科技示范，家庭工业，全力建设四大基地；第三产业以旅游和商贸为重点，通过旅游文化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城乡教育、卫生及街道社区改革相继推进，社会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几年间，由于区委政府高度团结，人大两任主任李吉秀、杨一民，政协两任主席卫喜才、王九菊都维护大局，共同带领四大班子和全区干部群众团结一致谋发展，3年尧都区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县域经济之首。然而，这一局面很快就被领导班子变动所打破。我当区长七年间，历经三任区委书记，段克己同志离开后，四年就更换了两任，不断变化的格局对工作连续性的影响，让我充满焦虑和揪心。尧都因帝尧建都临汾而得名，依托尧庙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是我担任区长后，推动尧都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当时，山西旅游除晋中的大院文化异军突起，大都处于瓶颈之中。临汾最早振兴旅游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吉县县委书记陈保堂，他两次组织飞越黄河壶口，以超凡的冒险担当，通过壶口把世界的目光引向临汾。另一处就是我在尧都修复尧庙，恢复尧庙庙会，创建华门，建设尧庙旅游区，使尧都旅游从无到有，通过文化把世界的目光引向临汾。华门的创建，是我第一次用哲学解读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的尝试，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地方恢复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所不同的文化创新之路。高达50米的华门建筑，以浓厚的民族风格从文化上承载了上下五千年文明，至今仍是中国旅游文化独一无二的创新品牌。当时，我重点突出了华夏文明的精神价值，把中华民族根祖、思想、宗教、神灵“四大信仰”群雕，哲学、历史、文学、科技“四大典籍”展示，以及近百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历史人物雕像，至下而上陈列于华门中华大厅、乾坤大厅和巾帼大厅，以文化艺术的形态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开放前夕，主笔华门“天下第一联”的《楹联》杂志总编孙满仓，携年逾八十的中国联坛十老赵云峰，徒步盘梯登上华门之顶，赵老感慨万千，发出“不看华门，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感叹！

华门开放后，很快就引来国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