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北朝的南朝，慧皎著述《高僧传》，在第三卷译经的高僧名录里，将释法显列为首位。作为第一个到印度取经的中国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著）评价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

　　法显（-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年，法显等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归国。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生地·平阳武阳

法显去世八十多年后，南朝的僧祐撰写了《出三藏记集》，书中的《法显法师传》写道：“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也。”不久，南朝僧人慧皎所撰《高僧传》，以及《古今译经图纪》《开元释教录》都沿用了这个说法。平阳指山西临汾，武阳又在何处？历史上的平阳辖县内并没有出现过武阳县，难道是指平阳县内的武阳，既然僧祐与法显的生活时代接近，他能确认此地，而后人也附和，武阳应该是个有点名气的小地方。此外，《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则只说法显是“平阳沙门”，季羡林先生认为，只确认是平阳人是正确的，平阳县城故址在临汾县（今尧都区）西南。

法显生于公元年（另说是年），处于后赵统治时期，前后历经“十六国”的纷争战乱，郡县曾迁移过。如果从相近的历史时期中寻找，《晋书·地理志》平阳郡统县12个，河东郡统县9个，均没有武阳。而在其后的《新唐书·地理志》中，绛州绛郡，有县7个，有府33个，其中有武阳。当时，绛邑治于新田（今侯马市），所以，33个府的排列从新田开始，然后是太平（今襄汾县）、正平（今新绛县西南二十里）等，最后几个是绛邑（今绛县）、长平、武阳、蒲邑（蒲县）。具体位置应该在紧邻最后几个府，具体位置待考。

法显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高僧传》说他“有三兄并髫龀而亡”。兄弟四人中三人在幼年时就亡故，这让父母很忧心，于是就在法显3岁时将他送进寺院，以求长福。法显在寺院的生活，传记中写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法显与几十个沙弥在割稻子，有一群饥民要来抢夺，沙弥们都吓跑了，唯有法显没动，他说，你们需要稻谷就随意拿走吧，你们从来不布施别人才会有饥饿贫穷，现在又来抢夺，你们的来世会更不如今天的，我为你们担忧啊。说完这番话，法显才离开，而那些饥民们也把稻谷放下离开了。对此，寺院里的数百僧人都叹服不已。法显在寺院生活到20岁时，正式皈依佛门。至于后来到长安研习佛教经典，具体年份无从考证。

公元年，印度律学沙门昙河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设戒坛，朱士行（-）首先登坛受戒，法号“八戒”（或许是“猪八戒”的原型）。后来，他钻研、讲解《小品般若》时，感到词意不明，又不连贯，因为这个译本有些内容被删略了，当他听说西域有全本的《大品经》，就决心西行求法。于是法显在“八戒”之后也走上了取经的漫漫长路，而且走得更远，直接去到了佛教发源地。如果说，八戒影响了法显，那么法显则影响了后来的玄奘。

法显从长安出发，六年后，才到印度的中部，在那里逗留了又六年，归程经狮子国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后经过了十五年，游历所经将近三十国，这是以往求法僧人所没有过的经历。当法显决定要将那些佛经带回中国时，已70岁了，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有十人，或半途折回，或病死异国，或久留不还，只有法显一人，孜孜不倦，终于完满夙愿，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

相传法显出家所在地

译者·大师之遇

长安是当时北方的佛教中心，前秦皇帝苻坚敬仰的两位高僧，分别是释道安（-年）和鸠摩罗什（-年）。法显来到长安之后，是否与两位大师相见，史料没有记载。

释道安是当时的佛教领袖，河北常山人，与汉末名将赵子龙同属一地，释道安讲经，时有谚语：“学不师安，义不中难”。鸠摩罗什来自西域龟兹国，翻译过《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等，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里程碑。陈寅恪认为，鸠摩罗什译经艺术要高于玄奘，比如《心经》的翻译。

苻坚派十万之师攻占襄阳，将深居襄阳15年的释道安请回长安五重寺讲学。第二年，征讨西域请回鸠摩罗什，然而天有不测，鸠摩罗什随军返回长安的途中，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逃回长安被杀，于是，鸠摩罗什就滞留凉州16年。其时释道安已圆寂16年，16年后，鸠摩罗什才来到长安，两人一生没能谋面。

法显是年正式皈依佛门的，释道安圆寂于年，期间28年，法显如果还在平阳，二人恐难得见面，如果已到长安，则一定会有交集。释道安在长安五重寺讲学时僧徒数千人，释道安曾感慨说：“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因为当时律藏传译的太少，无法约束僧众修行。后来，法显西行的原因也是“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如果不是师承关系，至少证明二者的境界相近。

法显西行路线

尤其是年，苻坚被杀，释道安圆寂。此后一段时间，国家分裂，战乱四起，甚至还要立僧人为帝，裹挟十万僧俗征战的事情出现，这让乱世中的法显愈加困惑。到了晋安帝隆安三年（年），法显决定前往天竺（今印度）寻求佛教戒律，以济中国佛教之穷，他约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4人一起离开长安。

法显西行时，鸠摩罗什正在凉州讲经说法，不知为何却擦肩而过。不过，由于史籍记录年代有差异，季羡林研究认为，法显离开长安之时，鸠摩罗什已到长安两年了。照此，二人应该有过交流。又说，法显离开长安的第二年，鸠摩罗什来到了长安，在这里译经35部卷，其中译《妙法莲花经》竟聚集了多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译场。法显归国后到建康译经的那一年（年），鸠摩罗什圆寂于长安大寺，享年70岁。一位西去，一位东来，共同为佛教的传播弘扬呕心沥血，但两位高僧很可能素未谋面，留给后人颇多的遗憾与猜测。

法显因为戒律的匮乏，才去印度求法取经，15年后，归程的行囊中装满了经卷，这些都是他一字一行抄写得来的，有些是通过口口相传而来，并无原本可抄录的，可见法显取经之辛苦。法显在天竺（印度）抄录的重要经卷有：四十卷《摩诃僧只众律》、约七千偈《萨婆多众钞律》（即《十诵律》）、约六千偈《杂阿毗昙心》、约五千偈《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只阿毗昙》等。在狮子国（斯里兰卡）抄录的重要经卷有：《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经》等。

归国后，法显前往建康，在道场寺与佛驮跋陀罗（-）一起合作译出了六部佛经24卷达万字：《摩诃僧只律》四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只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勘同《鬼问目连经》一卷）、《杂阿毗昙论》十三卷（旧传该本也是，因其本早失，待考）。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摩诃僧只律》，它完备了中国佛教在戒律方面的需要，从而巩固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基础。至今，这部律戒本仍然是中国僧人求戒的根本典据。

居狮子国

佛教在中国适应性的发展中，小乘讲渐悟，想成佛，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顿悟学说最早的集大成者是竺道生，他有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一阐提”是梵文icchantika的音译，意思是“十恶不赦的恶人”。也就是说，人人皆可成佛。这个观点的出处在哪里？《竺道生传》记载：“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这段话已经点明了是受了法显翻译的《六卷泥洹》的启示，因为这本佛经中隐含着“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的思想。所以说，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顿悟学说兴起，法显起到了关键作用，当然这份成就也有一份属于佛驮跋陀罗，法显的最佳翻译合作者。

佛驮跋陀罗是古印度迦维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释迦族人，释迦牟尼佛之父净饭王的兄弟甘露王后裔，名觉贤，他十七岁出家，以禅律驰名，后来在中国西域遇到僧人智严，被邀来中国。

义熙四年（年），法显来到印度东部的多摩梨帝国，在这里写经和画像，而佛驮跋陀罗则从西域来到了长安，两人彼此错过见面的机会。义熙九年（年）春，佛马大跋陀罗在荆州遇到刘裕（即后来的宋武帝），被请至建康（今南京）住道场寺。就在同年秋天，刚归国的法显也来到建康。

法显归国后在山东半岛登陆，原本是想回到长安，但是遇到战乱，只好南下建康。此时的建康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佛驮跋陀罗到此讲学，法显心有神往，而且也需要寻找一处上好环境致力于译经，所以他就来到了建康。当76岁的法显在这里遇见了小22岁的佛驮跋陀罗，这其中有多深的因缘啊。

当时的道场寺聚集了中外高僧、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他们相与问题，传译佛经、禅观修习，承前启后，影响显著。法显与佛驮跋陀罗在这里共处五年，共同斟酌，合作译经，留下了朴素而传真的文字。

因为年事已高，法显从印度带回来的其他佛经并没有自己完成翻译，《弥沙塞律》、《杂阿含经》、《杂心论》等由他人译出。传说《华严经》是佛驮跋陀罗与法显共译的，依据法显还在道场寺的时间计算，或有可能参与了最初的翻译，至少参与了译前的交流。对于这本被称为佛教根本法宝的佛经，法显岂能无动于衷。实际情况是，义熙十四年（年）开始，佛驮跋陀罗用了三年时间翻译了《华严经》，而在此期间，法显离开了建康道场寺而住在荆州（湖北江陵）的辛寺，撰写完记录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的《法显传》后圆寂（《高僧传》说86岁，《出三藏记集》说82岁），这年是刘宋永初年（年），刘裕代晋，建立刘宋，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几年后，71岁的佛驮跋陀罗也圆寂。

作家·对空相望

如果将法显纳入比较学研究的话，与之对应的非玄奘莫属，显而易见，两人的行走路线与学经场所有很多重叠之处，而两人对同一地域的描述却各不相同，包括场景的变迁、僧人的增减等等，这些变化都为研究印度中世纪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

由于印度的古代史典籍较少，所空缺的资料需要大量的国外著作来填补，所以，中印佛学交流频繁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典籍对印度的记述较多，特别是当时僧人的西行游记，这些都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印度史离不开三个人，著述《法显传》的法显、著述《大唐西域记》的玄奘和著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的义净，这几本书是最古也最全的史料。义熙十二年（年），法显撰写了《法显传》，该书虽然只有一卷，全文字，但在今天仍然是人们研究南亚次大陆诸国古代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历史文献。

史学家在陈述公元年时期的天竺历史时，都会引用法显的这段文字：“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法显也想不到，当时将所见所闻真实平白的记述，竟然成为后世研究者案上的必备之书。

如此看来，法显可以比肩重要的作家行列，因为作家都是所处的当代史的一面镜子。此书在后来的著述名录中有不同的称谓，如《佛游天竺记》《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释法明游天竺记》《法明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等，经过千百年来不断地翻印，名称不同，版本繁多。此外，这本书还翻译到多个国家，影响很广。

法显生于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时期之一，他西行取经、翻译佛典、著述《法显传》，对促进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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