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凤名字的由来，历史版本和民间版本你_临汾市经济_

（历史版本，源于书香蓬溪）蓬溪的“三凤”因他得名，其家族4进士、7举人、3人入《明史》！1明代贤臣席书

蓬溪的“三凤”乡因他得名

席书简介

　　席书（年—年），字文同，号元山，明四川潼川州遂宁县吉祥乡（今遂宁市蓬溪县吉祥镇）人。明代学者、官员。明弘治元年（年）中举人，弘治三年（年）中进士，曾授任山东郯县（今山东省郯城县北）知县、河南按察司佥事、贵州提学副使、右副佥都御史，巡抚湖广等官职，死后赠太傅，谥文襄。席书为官颇有建树，在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平定叛乱等方面政绩显著，他还力主改革，上表献新政十二事，颇受当时的皇帝嘉靖帝赞许、器重，被“倚为重臣”；著有《漕船志》、《鸣冤录》、《大礼集议》等。　　明代学者、官员席书是蓬溪县吉祥镇席家沟人，蓬溪有“三凤”乡，其名便来源于明代“三凤”：席书、席春、席彖三兄弟。席氏三兄弟都以进士为明朝名臣，世称“三凤”，其中尤以席书最为著名。席书“遇事敢为，性颇偏愎”，知人爱才，堪称伯乐，多次向朝廷举荐德才兼备、能“定乱济时”的人才。　

1他的家族明代蜀中望族

　4进士、7举人、3人入《明史》

　　要讲席书，首先不得不提他的家族——席氏家族。席氏，是中国资格最老的姓氏之一，至少有年以上的历史，而遂宁蓬溪县历史悠久，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其席氏一族则为明代四川望族。　　据清代道光本《席氏族谱》载：其祖先原籍山西省平阳府临汾县(今山西省临汾市)，南宋末年始迁蜀，入籍蜀中遂宁县席家沟(今属遂宁市蓬溪县吉祥镇)，入川始祖为席友轸。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出版）统计，明代全国席姓进士共有13人，其中四川席姓进士只有4人，均出自蓬溪席家。从明嘉靖至崇祯朝百余年间，蓬溪席家连续三代人中，有4位进士、7位举人、其中3人在《明史》有传记，可见席氏家族人才之蔚起。　　清代四川成都府儒学教授席前业撰道光本《席氏族谱叙》这样写到：“席氏当有明之时，人文辈出，科甲蝉联，文章相业，甲于全蜀，不独一门之庆，实为邦家之光”。而遂宁著名女婿、黄娥之夫君、明代状元、大学者杨慎也曾在《玉山翔凤赋》中，盛赞“席氏为西蜀名家，乔木瓜瓞”。

1他的为人才学兼备

他是一位受人称赞的清官

　　席家能人辈出，尤其是席书，到他这一代已是席氏第七世。席书曾官至光禄大夫，历任明代工部尚书、左副都御史、礼部尚书、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等职，其仕途尤其显赫。　　席书及其孙子席上珍，皆为进士；席书与其弟席春，皆位列三品九卿，故席家出现了“祖孙进士、兄弟九卿”之盛况，此事在全国传为美谈，还被明代文坛泰斗王世贞载入了《皇明盛事》一书中。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祭元山席尚书文》赞扬席书：“真可谓豪杰之士，社稷之臣矣。　　在席氏家族中，席书、席春、席彖三兄弟因才学兼备，都以进士为明朝名臣，世称“三凤”。明清时遂宁大东街有一块“三凤牌”，就是为纪念这三兄弟而建；而在蓬溪县有个“三凤”乡，其名也来源于明代“三凤”。　　“三凤”中最有名的是席书。席书是蓬溪县吉祥镇席家沟人，明弘治元年（年）席书中了举人，此后又中了进士。弘治五年（年），席书到山东郯县担任知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临沂市南部），当时的郯县地广人稀，旱涝不断，民多困苦。　　席书任知县三年，开发农田，大兴水利，兴教化，办学校，育人才，成效显著，席书升官离开郯县后，郯地人民以“前有席（书），后有唐”谚语赞扬他，并为他立祠树碑纪念。

1刚正不阿

他甚至与当政皇帝“唱反调”

　　据《明史》记载：弘治十六年（年），云南白天似黑夜达七昼夜，地震、火灾不断，朝廷命侍郎樊莹巡视，樊莹视察后上表请罢黜云南监司以下官员三百余人。　　得知此事后，席书慷慨上书，他这样说到：“灾异的来由和朝廷有关联，和云南自己没有关系，就如同人的元气在体内受到损害，然后四肢才长出疮疤一样。朝廷就是元气，云南就是四肢。怎么能撇开生成毒气的根源不管，而专门去医治四肢上的小毛病呢？……请求皇上把这些弊端全部予以革除！其他有什么大的弊端应当革除的，或是有什么大事应该举办的，命令各有关部门列举上奏，该举办的举办，该革除的革除。”席书指出朝廷不惩治朝纲、革除时弊，只是追究地方责任，实为“舍本而治末，并提出整治朝纲的七条建议，足见其正直不阿与真知灼见，不过，当时孝宗没有采用他的主张。　　嘉靖元年（），席书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时值长江南北大饥，他奉旨赈济，令州县十里设一厂，煮粥施舍以救；嘉靖三年（），席书任礼部尚书，上表献新政十二事，嘉靖帝一一照准，令诏天下执行。此时，大同军变，巡抚张文锦被杀，总兵江桓印信被毁，从狱中放出原大同军统帅朱振代替江桓任。嘉靖同意任命朱振，并宣谕礼部铸制新印。席书坚持不可，认为大同军队不顺从朝廷，应兴师问罪，不宜铸新印以滋长其罪行。由此，席书甚至与当政者相左，可见其刚正不阿。

1他的政绩主张“大礼议”

　扫除百余年来明代积弊

　　席书在“大礼议”中的表现是其人生的最大亮点，其观点与黄峨之夫杨慎（杨升庵）及父亲杨廷和对立。　　明朝第十位皇帝武宗朱厚照于而立之年暴亡，因其绝嗣且无预立嗣子，最后由其母张太后与阁臣、太监联合推举其堂弟、藩王朱厚熄即位，号为世宗。在世宗登基后，杨廷和等朝中旧臣强迫世宗改称伯父即武宗之父孝宗为父，伯母即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为母，变其生身父亲兴献王为叔父，生母为叔母。对于这一不近人情且无法律依据的主张，十四岁的世宗予以严词拒绝，并以退位来表示自己的决心。　　席书和一些中下级官员如张璁、桂萼等人不顾杨廷和一党的恐吓甚至暗杀的威胁，旗帜鲜明地支持世宗的合理主张，这样便出现了“大礼议”。争论的结果是以杨廷和等旧臣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世宗趁势清除旧臣势力，确立了与席书和张璁、桂萼等“大礼新贵”的政治互信，重建了嘉靖政坛新的人事格局，是自永乐以后明代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君臣更迭，成功地完成了新兴势力取代旧势力的历史性转变。　　嘉靖前期,伴随“大礼议”而来的是明代历史上一次全面的改革活动。席书与张璁等人协助世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嘉靖革新是明代历史上真正的变革活动，其以更新观念、整顿吏治、替换人事为主线，最大限度地扫除了百余年来的明代积弊，激发了明朝统治阶层的活力，遏制并扭转了国势日衰的趋势。因此，“大礼议”是明代政治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是嘉靖、隆庆、万历改革的起点，其变革余波延至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时代。　　此后，席书因为讨论“大礼”一事受到世宗信任，成为依赖的亲近大臣，即使几个内阁大臣也没法和他攀比，后来席书得病后不能处理公事，举荐罗钦顺接替自己。多次上书请求退休，世宗总是安慰、挽留他，不准他退休。后来病重，更加坚决要求退休，世宗传令给他加官武英殿大学士，在京城赏他一处住宅，并且和（生病前）在任时一样支取官俸，可惜，席书刚刚接到这个命令就死掉了。朝廷追赠他为太傅，谥文襄，任用他一个儿子做尚宝丞，这在明代算是极少有的待遇了。

1邀请贤人讲学

对贵州文教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席书的仕途，还有一个亮点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席书在贵州做官期间与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的来往，以及邀请他到贵州讲学，对推动贵州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遂宁著名文史学者、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胡传淮听说将展示席书生平事迹时，向记者这样推荐到。　　明正德元年（公元１５０６年），六品官的兵部主事王阳明因一道疏得罪了皇帝被捕入狱，贬谪到遥远的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去当驿丞。王阳明来龙场驿后，令他没想到的是，后来他会被贵州当局盛请登上省城最高讲坛。　　正德四年初（公元１５０９年），席书出任贵州提学副使一职。在任期间,为了改变贵州文教的落后面貌，席书邀请贬谪贵州的龙场驿丞王阳明赴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特选拔各府、州、县优秀的生员来院学习。席书邀请王阳明赴贵阳文明书院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仅使贵州学子受到“心性之学”的熏陶，亦使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成为明代贵州学术的主流。那些承蒙王阳明教诲的学子，不少人后来成为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中坚力量，他们对黔中文教发展及王学在全国的传播，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应该说，席书不避嫌，敢于尊请负罪贤人讲学，已属难得；再从讲学内容看，席书敢于突破明王朝以程朱理学为儒学统治正宗的禁区，公开传播与正统学说殊异的新说，更是一般当政者所不易做到。　　据史书记载，当年席书与王阳明坐而论学，常有数十甚至上百学子聚而环绕聆听，情景十分动人。王阳明讲学当然不是上一般的文化课，实际是一种高层次的学术论坛。所以培养了一批门生，还有一些再传弟子，后来在全国王学门人有相当影响与地位。　　嘉靖六年（公元１５２７年）席书去世。王阳明撰《祭元山席尚书文》（席书，字元山，官至礼部尚书）悼念。祭文情真意深，称席书“超然远览，知求绝学于千载之上”。回忆当年与席书“论学于贵州，受公之知实深”，表示要“不负知己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