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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对中国远古历史的贡献 临汾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之二 作者：杨治平临汾是块神奇的土地，是国家意义上的“龙兴”之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一现象绝不是偶然的，是深深扎根于区域远古历史文明的丰厚土壤中。 “陶寺遗址文明”也可以称为“尧舜时代”，是考古学者基本认定的“中国”立国启运的发端阶段，是“中国”称谓的起始元点，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早发现“龙盘”图案的宝地。 临汾是块神奇的土地，是国家意义上的“龙兴”之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一现象绝不是偶然的，是深深扎根于区域远古历史文明的丰厚土壤中。 参考秦以前的历史被概括为“先秦”史的说法，“尧”以前的历史也可以概括为“先尧”时期，明显看来，“尧舜时代”的“中国”，是集“先尧”历史发展之大成。从截止目前的考古成果看，“先尧”时期，临汾所处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历史遗迹非常丰富，也留传着许多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 在陶寺遗址西南发现的旧石器中晚期“丁村人”遗址和在东南方向翼城县发现的新石器“枣园遗址”是两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中华民族共认是先祖的黄帝、炎帝和蚩尤的诸多故事，明显集中于“尧舜之都”的陶寺遗址不是很远的西北、南部和东部广大地区。 “丁村人遗址”在考古学界有着重要位置，时间跨度在距今2万年上朔20万年之间，一般表述为距今10万年左右(以此为坐标，要明白“尧”仅仅是年前的事情)。范围也比较广，从“丁村文化”的概念上，仅现代临汾境内就包括了曲沃西沟、侯马南梁、霍州赤峪等考古遗址。“丁村人”的文明发展阶段属于旧石器中、晚期。以世界古文明起源地为参照，“丁村人”活动的区域地理特征，与古埃及文明产生于尼罗河，巴比伦文明产生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文明产生于印度河和恒河一样，是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 “丁村人”遗址是典型的依河旁山发展，紧靠汾河，而且汾河在这里拐了个湾，呈狐线状。汾河在古代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交通作用非常突出，不仅是黄河的一级支流，而且是晋南地区和山西通过黃河连通中原等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晋南和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丁村背靠高耷的塔儿山，有石、有铜、有铁、有陶土，有可供“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制作工具需要的大量原材料。这一地理地貌特征也启发和引导了后来不远处“陶寺遗址”文明的位置选择(相似且更开阔更优越的地理环境是陶寺遗址文明的重要客观条件)。 考古证明，“丁村人”活动的中心区域，长时期是古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地区。这里与外界联系便捷，河岸滩涂宽阔，河山之间有广大的缓坡区，而且土质肥沃。据考古研究，“丁村人”兴盛时期，地球气候进入周期活动的温暖期，这里森林茂密，飞禽走曽等猎物和水产资源很丰富，是人类理想的生产、生活地区，而且地形利于防御，便于应对猛曽和异族的侵害。 “丁村人”的历史非常值得研究，在十多万年间，经历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不仅是填补了中国古人类考古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之间的空白，特别是在“丁村文化”的晚期，旧石器进入新石器的前夜，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文明和文化的明显碰撞，有学者认为是“传统的丁村文化接受了业己成熟发展的细石器文化的影响而走向了更高的境界”，社会的组织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郭沫若认为：丁村人的社会组织大体已脱离了原始群居的乱婚状况，进入了血族群婚的阶段。这一文化形态被称为“新丁村文化”，距今2.6万年左右。 我认为问题不这么简单，郭沫若等史学前辈在研究丁村文化时，不知道前些年中国参与的国际人类基因序列图谱研究成果，根据这一成果：现代人类最早是起源于非洲的同一族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分散为若干支脉散布到全世界。他们不仅每到一地都携带着“代表更先进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工具，而且在漫漫征途中形成了更高水平的“生产关系”，很可能带有母系社会特征的血族群婚氏族形态，在到达“丁村”的过程中或在“丁村”活动初期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创造了“新丁村文化”的主人很可能是"丁村遗址"的新主人，他们顺着汾河进入了临汾，活动的足迹较早进入了古“类人猿”的"丁村人"生活的区域，经过斗争，占据和统治了这块区域，创造出明显区别于以往而且更先进的生活生产工具，形成较稳定的氏族社会形态。他们也应该是后来“陶寺遗址文明”的先人。 “丁村人”之后，从距今2万年到6、7千年之间，也是距离“尧舜时代”二、三千之前，临汾地区的考古资料也非常丰富，具有一定成果和影响的是，吉县“柿子滩”遗址、蒲县“薛关遗址”和与“仰韶文化”等新石器文化同一时期的翼城“枣园遗址”等等。这些遗址的考古和研究都证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工具和社会组织形态都有了更大进步。 “柿子滩”遗址在吉县西村，距黄河不远，是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在最丰富的一处遗址。“柿子滩遗址”的先祖已大量使用篝火，不再靠单一狩猎度日，植物釆摘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加工植物果实的石磨器具和具有文化艺术水准的饰品。考古学家认为“柿子滩人”已属于晚期智人或现代智人了。 “薜关遗址”位于蒲县薛关村，在黄河一级支流的昕水河岸边，居今一万三千年左右，属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前期。 “枣园遗址”位于汾河支流的浍河上游翼城县枣园，是到目前为止山西发现的最早新石器时代遗存，距今约一年前后。“枣园遗址”中出现了半地穴窝棚式房屋和贮粮用的粮仓，出土的生产工具不仅是新石器时代特征明显而且应用广泛，表明农耕生活有了很大进步。陶器大量使用，发现印有形似“玫瑰花”的彩陶制品。据考古研究，这一时期，父系社会开始形成，配偶式家庭开始出现，他与氏族制度一样，是阶级和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条件。“枣园遗址”距“陶寺遗址”直线距离不过百十公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远处“尧舜时代”的最早“中囯”橫空出世的缕缕曙光。 神话传说是历史的幻像，一定程度印证着历史，引导着考古工作的方向。“三皇五帝”是中囯“开天辟地”最远古的传说，“五帝”又被记入史册，临汾关于这方面的传说很多。 从初步捜集的资料看，区域分布与考古遗址的踪迹非常吻合，也在汾河和黄河流域，传说中的主人公多是伏羲、女娲和黃帝、蚩尤、尧、舜的故事，也有星星点点与钻木取火、洞穴棚屋、百尝农草、农耕劳作有关的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的传说。 在汾河流域有影响的是洪洞、霍州境内的女娲传说（洪洞，霍州女娲陵，历史一个时期是国祭的场所），曲沃的桥山黄帝陵传说，关于尧舜的传说这里就不讲了。黄河流域主要在西山六县，有吉县人祖山伏羲、女娲传说，大宁娘娘滩女娲传说，永和乾坤湾伏羲、女娲传说等等。 “尧舜"的存在已被认为是“信史”，尧在历史典籍中被记载为是黄帝的直系后代，而黄帝又与炎帝、蚩尤发生过战争，对此不论历史考证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基本明确的，就是黄帝、炎帝和蚩尤活动的区域大体在“陶寺遗址”周边的西北、东南广大地区，尧不论是不是黄帝的直系，都应该是三股文明力量的结合和继承。 最早认定陶寺遗址价值的史学家苏秉琦先生研究了“五帝”的历史后认为：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南结合。这个结合点就是“尧舜之都”的“陶寺遗址文明”。在孕育伟大“中国”基因密码的“陶寺遗址”这块圣地上，就像临汾地区尧都、襄汾河东一带方言把太阳叫作“窑旺”一样，“就之如日，望之如云”比作“太阳”的最高统治者一一一“尧”，正巍巍走来，喷薄而出。（杨治平：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未完待续) |
